2017/05/24

澳大利亚国际仲裁的最新发展

Max Bonnell、Sarah Rodrigues

澳大利亚正将自己打造成源于中国“一带一路”所在地最近的可靠、中立的国际仲裁地。说到提升吸引力这一点时,近期的一些司法判决表明澳大利亚法院依然是国际仲裁的坚定后盾。 

最突出的案例包括,“WDR Delaware Corporation诉Hydrox Holdings Pty Ltd案”[1],针对沃尔沃斯(Woolworths Ltd)与劳氏公司(Lowe’s Companies, Inc)间的争议,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公司清盘相关事项可通过仲裁解决;“Kaspersky Lab UK Ltd诉Hemisphere Technologies Pty Ltd案”[2]尽管后来实际上存在异议,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依然认定有关当事方争议的仲裁约定有效;及“Sino Dragon Trading Ltd诉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II) 案”[3]联邦法院判处补偿诉讼费用,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法院只容许确实具有胜诉可能的质疑。以下是对这几起案件的详细论述。 

清盘令的可仲裁性

仲裁程序的保密性对商业事项的意义仍是当事方拟定争议解决条款时的着重考量。Masters Home Improvement 业务(Masters业务)关停引起媒体争相报道,但当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福斯特法官(Foster J)要求合资双方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后,舆论就平息了。失败的Masters 业务是由劳氏公司(通过子公司WDR Delaware Corporation,与劳氏公司合称劳氏)与沃尔沃斯通过Hydrox Holdings Pty Ltd(Hydrox)运营的。在“WDR Delaware Corporation诉Hydrox Holdings Pty Ltd案”[4]*中,劳氏请求联邦法院: 

  • 依据《2001年公司法》(联邦法)(公司法)宣告Hydrox运营中存在“压制、不当地损害或不公平地歧视”劳氏的情形;及
  • 依据该宣告判决,命令Hydrox 清盘。[5]

联邦法院认为是否应发出清盘令最终应由法院决定。但是,福斯特法官中止了诉讼程序,等待仲裁庭对是否应宣告存在压制性行为相关事项的决定。[6]

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是有过明确定义的。在澳大利亚,法律明确规定涉及某些知识产权、竞争法、破产和资不抵债事项的争议不可通过私人仲裁解决。劳氏试图与这类不可仲裁事项进行相似论证,主张《公司法》下的清盘令不可仲裁,理由是清盘令影响众多第三方权益,而且确保依法院公开程序处理程序性事项属公众利益问题。[7]

法院否决了劳氏的主张并强调:“无差别地主张《公司法》诉讼中所有主张均不可通过仲裁解决通常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8]福斯特法官指出强制清盘和由成员而非法院发起的自愿清盘存在区别。尽管法院认可“清盘令的执行通常会影响第三方权利”[9],但福斯特法官称该争议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Hydrox 仅有的两个股东之间的争议(即没有其他股东的权利受该争议影响)。法院还提到,尽管已进行大量媒体公告,但并无债权人参加法院庭审或申请参与争议。也就是说,不存在可以推翻仲裁协议的“实质公众利益因素”或对第三方的影响。[10]

承认个性化争议解决条款

在可行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法院会尊重当事方的合同约定,包括制定个性化争议解决条款的决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近期审理的Kaspersky Lab UK Ltd诉Hemisphere Technologies Pty Ltd案[11]中,当事方争议解决条款约定,除版权费主张以外的全部争议,均依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在斯德哥尔摩仲裁解决。之后,其中一方向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提出了支付版权费的主张。

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Bergin明确指出“澳大利亚商事法院尊重商业当事方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决定”。[12]鉴于当事方已达成有效商业安排,约定将一些争议事项提交仲裁,而另一些不提交仲裁,法院授予禁令延期,允许部分主张通过仲裁进行审理。但是,法院告诫当事方“认真考虑”他们这种两分式的争议解决条款“实际可达成何种目的”。[13]

在劳氏与沃尔沃斯的争议中,联邦法院在确定争议是涉及多个事项还是仅涉及一个事项时,同样考虑到争议解决条款的措辞。[14]劳氏主张争议只涉及单一事项,即Hydrox是否应清盘。法院倾向于沃尔沃斯的意见,即根据合资协议对“争议”所作的宽泛定义,该争议应被认定为涉及多个事项,包括声称的沃尔沃斯未向劳氏提供充分信息,及沃尔沃斯对逐渐缩减Masters业务的计划进行保密 。[15]合资协议中,“争议”被定义为“因本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和全部索赔、争议、争端或纠纷……”[16]这一宽泛的措辞表明双方间任何争议(必要时)均可分割。

不合理质疑仲裁裁决的诉讼费用补偿 

为避免因仲裁造成更大损失,商事仲裁败诉方在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仲裁裁决质疑前须征求可靠法律意见。一个近期相关案例是Sino Dragon Trading Ltd (Sino Dragon)与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Noble Resources)间的争议。2015年,Sino Dragon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4条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质疑与Noble Resources 之间的一份商事仲裁裁决。[17]Sino Dragon败诉,随后Noble Resources申请补偿诉讼费用。在Sino Dragon Trading Ltd诉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II) 案[18]中,Beach法官命令Sino Dragon按赔偿基准(on an indemnity basis)向Noble Resources偿付Noble Resources因第34条下质疑所产生的费用的三分之二,剩余三分之一按标准基准(on a party/party basis)支付。

法院判处补偿部分诉讼费用的理由是,Sino Dragon质疑仲裁裁决的两点理由无合理胜诉可能。第一点看似管辖权事宜,实为合同问题[19];第二点是对仲裁员公正性的无益质疑[20]。联邦法院裁定称,第34条下质疑不成立,即提出质疑一方无合理胜诉可能(不论该方提出质疑之初是否知悉或应知悉无合理胜诉可能),构成判处补偿诉讼费用的“特殊情形”。[21]

Noble Resources认为质疑仲裁裁决的败诉方补偿诉讼费用是默认规则。[22]Beach 法官否决了这一观点,并强调称仲裁胜诉方仍有义务证明败诉方质疑裁决的主张无合理胜诉可能。[23]这提出了严格的论证要求,仲裁胜诉方不应认为澳大利亚法院会理所当然地判处诉讼费用补偿。 

最后,联邦法院承认,第34条下质疑并非普通诉讼,出于公共政策考考虑,有必要做出不利的费用补偿令,以减少依据第34条针对有效仲裁裁决提起无益质疑。 

案件启示

以上案例表明:

  • 对于传统上不能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的可仲裁性,澳大利亚法院持进步立场。
  • 澳大利亚法院充分尊重当事方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决定。
  • 交易和争议解决律师需要深刻理解国际仲裁程序,以向其客户提供有关争议解决条款的最恰当的意见。
  • 不利仲裁裁决的价值不可小视。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仲裁裁决质疑时应慎重考量胜诉可能。

总之,澳大利亚法院毫无疑问将继续作为澳大利亚国际仲裁的后盾。这将提升澳大利亚作为国际仲裁地的吸引力,解决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可能产生的大量基础设施争议。


*金杜澳洲在WDR Delaware Corporation 诉Hydrox Holdings Pty Ltd案中代理Woolworths Ltd。Hydrox Holdings Pty Ltd [2016] FCA 1164.


[1] WDR Delaware Corporation 诉Hydrox Holdings Pty Ltd; Hydrox Holdings Pty Ltd [2016] FCA 1164.
[2] [2016] NSWSC 1476.
[3] [2016] FCA 1169.
[4] [2016] FCA 1164.
[5] 同上 [11]
[6] 同上 [1]
[7] 同上 [130]
[8] 同上 [144]
[9] 同上 [149]
[10] 同上 [161]
[11] [2016] NSWSC 1476.
[12] 同上 [25]
[13] 同上 [28]
[14] WDR Delaware Corporation 诉Hydrox Holdings Pty Ltd [2016] FCA 1164 [112].
[15] 同上 [116]
[16] 同上 [38]、[120]
[17] Sino Dragon Trading Ltd 诉 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2016] FCA 1131.
[18] [2016] FCA 1169.
[19] 同上 [31]
[20] 同上 [32]
[21] 同上 [26]
[22] 同上 [4]
[23] 同上 [28]

《跨境》国际仲裁2018 如何持续适应全球的挑战和机遇

《跨境》是关于世界各地国际仲裁进展的评论性期刊。在本期中,我们将探究国际仲裁是如何适应以及将如何持续适应全球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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