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4

澳大利亚破产制度对履行义务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影响

本文由Samantha Kinsey(合伙人)及Louise England(事务律师)撰写。

简介

一项对华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共计1,235万美元赔偿的裁决[1]无意间涉及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破产制度。在澳大利亚法院进行清盘呈请聆讯的大约两天前,该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规定,在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前述裁决处于中止执行的状态将直接有利于该公司,这一情况使我们聚焦破产管理制度对履行义务的影响。

如需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规定为公司指定一名外部管理人,则对此类公司执行仲裁裁决此将引发澳大利亚制度下特有的有趣问题。

尽管经审慎谈判,各方或已确定适用法律和仲裁条款,但如果合同相对方根据澳大利亚法律进入外部管理程序,[2]则一方不再自动享有这些条款的权益。相反地,澳大利亚破产制度还会介入执行程序,当事方需要考虑如下方面的问题: 

  1. 对进入管理或清算程序的公司执行现有债务或索赔,该方享有哪些相关的权利;
  2. 是否能针对该公司提起新诉讼,如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及
  3. 外部管理制度将会对启动、推进仲裁程序及执行仲裁裁决造成什么影响。

本文将从上述角度出发,针对根据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公司法》)5.3A编规定进入自愿管理和清算程序的公司展开讨论。[3]

正式破产程序期间中止仲裁裁决执行与诉讼程序

视不同的外部管理形式而定,进入外部管理程序的公司可以援引《公司法》中的某些条款,以中止针对该公司的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各条款的相应表述稍有不同。

制定这些条款是为确保管理人或清算人的职责不会受到法律诉讼程序等事宜的阻挠、干扰或影响。[4]这也避免了某一债权人通过诉讼获得针对无力偿债公司财产的判决并强制执行,导致与债权人整体利益不符的情况。[5]

中止和执行条款概述

外部管理形式
中止执行
中止诉讼
自愿管理
经法庭许可外,不得启动或推进与公司财产相关的任何执行程序:《公司法》第440(F)条

担保方可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其财产权利。
管理人书面同意或法庭许可后,方可对公司或其任何财产提起或推进“法庭内程序”:《公司法》第440(D)条
清盘 经法庭许可外,不得启动或推进与公司财产相关的任何执行程序:《公司法》第471(B)条

有担保债权人可于公司清盘后保留权利,将担保物变现或作出其他处置:《公司法》第471(C)条
除经法庭许可外,不得提起或推进任何针对公司或其财产的“诉讼或其他民事程序”或“法庭内程序”:《公司法》第471(B)条 及第500(2)条

自愿管理程序

自愿管理程序为公司提供一丝“喘息机会”,公司可以借此争取与债权人和解或达成相关安排,以挽救公司或业务,谋求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6]

在自愿管理程序进行期间,一方必须获得管理人的书面同意或法庭许可,才能对公司或其财产提起或推进任何“法庭内程序”。[7]考虑到授予许可将会干扰管理人有序处置资产和管控无担保债权人,法庭通常不会授予无担保债权人上述许可。[8]

在自愿管理程序进行期间,未经法庭许可,不得针对公司财产启动或推进任何执行程序。[9]在上述期间,履行下列义务可能也会受到限制:

  1. 公司董事或其配偶、事实上的配偶或亲属对公司债务作出担保;[10]
  2. 治安官或法庭工作人员接获公司进入自愿管理程序的书面通知,按照执行程序出售公司财产或将出售所得收益、执行程序中所获金额用于偿付。[11]

根据《公司法》第440(B)条规定,下列情况除外,担保方不得行使其财产权利:

  1. 获得法庭许可或管理人书面同意;[12]
  2. 如果第三方对公司所有财产或实质上所有财产享有已确立的担保权益,且该担保方在“决定期”(即在担保方接获指定管理人通知起13个工作日之内)内行使前述权利;[13]
  3. 如果担保方在公司进入自愿管理程序前已行使担保权益,则该担保方可继续执行;[14]
  4. 无论担保权益是否涉及重大金额,只要担保权益设置在易贬值财产之上就可行使权利。[15]

即使符合《公司法》第440(B)条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如果执行需借助法庭程序,则相关担保方仍需获得法庭许可。

清算

在澳大利亚,一家公司宣告破产直至最后关闭的过程开始于清盘程序。[16]

除经法庭许可外,不得针对公司或其财产提起或推进任何“诉讼或其他民事程序”[17]或“法庭内程序”[18]。根据情况,债权人对公司提起索赔主张的权利(在指定清算人之前已享有索赔权利)转变为在公司清算程序中递交担保债务凭证的权利。

除经法庭许可外,任何人不得对前述财产启动或推进执行程序。[19]

但是,有担保债权人保留权利于公司清盘之后对其担保物进行变现或作出其他处置,[20]包括有权任命一名财产接管人。[21]如果有担保债权人需通过提起诉讼对担保物变现,法院通常会授予许可,使其能够对公司提起诉讼。

澳大利亚破产制度对仲裁的影响

提起和推进仲裁程序

在未获得法庭许可或管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一方是否能够对处于外部管理程序的公司提起或推进仲裁程序取决于公司已进入的破产程序。

一般来说,针对进入自愿管理程序的公司的仲裁不会在指定外部管理人时自动中止,并且启动针对上述公司的仲裁程序无需获得法院许可。[22]由于私人仲裁不在“法庭内程序”的范围之内,《公司法》第440(D)条中止条款规定不适用于私人仲裁。[23]

如果公司进入清算程序,通常一方需经法庭许可才能提起或推进仲裁程序。《公司法》第500(2)条定义的“诉讼或其他民事程序”包括仲裁程序。[24]相应地,第471(B)条中“法庭内程序”也涵盖针对公司提起的仲裁程序。[25]如果相关澳大利亚公司已经是境外国际仲裁的当事方,该仲裁不受澳大利亚法律管辖,并且“法庭内程序”往往在外国法院进行,则上述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6]

执行仲裁裁决

在澳大利亚,国内及外国仲裁裁决要获承认并得以执行,须向法院提起诉讼。[27]因此,在各情形下,当事人必须获得法院许可,或在公司处于管理程序时,需事先获得管理人的书面同意,方可执行仲裁裁决。[28]

在决定是否授予相应许可时,法院会考虑:允许胜诉债权人提起强制执行的诉讼是否有利于实现便利平衡,或申请许可的债权人是否应通过向清算人递交担保债务凭证的方式索偿。[29]

执行仲裁裁决后,澳大利亚法院的判决将有利于胜诉债权人收回债权,还使得胜诉债权人免于进行“复杂多变的担保债务证明程序”。[30]

如果法院拒绝授予许可,对公司强制执行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在管理程序或清盘程序中可递交为担保债务凭证。[31]如果仲裁裁决确定了具体金额,清算人会倾向依据该裁决认定担保债务,债权人也无需向澳大利亚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跨境破产的潜在问题

华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一案表明,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公司也可能在其他法域进入正式破产程序并接受指定管理人的监管。过去,美国法院曾表明,其有意接受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公司按《破产法》第十一章规定申请债务人破产保护,该保护机制生效后,按美国《破产法》的规定,所有针对该等公司的索赔将中止,但条件是该等公司与美国本土的业务往来极少。

结语

在制定合同义务或提起仲裁程序时,公司正式启动破产程序会打乱原本周详的计划。澳大利亚公司履行义务的能力或在昂贵的仲裁程序后,执行仲裁裁决的能力,往往最终取决于该相对方的偿债能力。这一结论强调了在合同期内始终对另一方开展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同时,在任何仲裁程序进行的过程中,持续评估正式破产程序对现状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1]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于2015年作出裁定。
[2] 澳大利亚《公司法》第五章的“外部管理”规定适用于根据《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及符合“第5.7条”的实体。在特定情况下,符合“第5.7条”的实体包括在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
[3] 本文并未涉及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其他外部管理形式,如根据《公司法》第5.1条规定,其他外部管理形式还包括公司资产接管程序、公司主体和解和重组程序。
[4] 参见Re Capital General Corp Ltd (2001) 19 ACLC 848(Warren J)一案判决书第13段。
[5] 参见Re Gordon Grant & Grant Pty Ltd [1983] 2 Qd R 314案与Re Coastal Constructions Pty Ltd (in liq) (1994) 13 ACSR 329案。
[6] Crutchfield’s 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Thomson Reuters (2016年2月发布) [10.520].
[7] 参见第440(D)条。请注意该中止规定不适用于刑事诉讼和规定程序。目前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中尚未列明任何规定程序。
[8] 参见BBC Hardware Ltd 诉GT Homes Pty Ltd [1997] 2 Qd R 123(Thomas J)一案判决书第126段。
[9] 参见第440(F)条;管理人无权同意已经提起或进行的执行程序。
[10] 参见第440(J)条;第440(J)条的目的是鼓励董事指定自愿管理人,不需担心该名管理人不执行董事的担保权益。
[11] 参见第440(G)条。
[12] 参见第440[(B)2]条。
[13] 参见第9条、第441(A)条和第441(AA)条。
[14] 参见第441(B)条。
[15] 参见第441(C)条。
[16] McPhersons Law of Company Liquidation, Thomson Reuters (2016年5月发布) [1.50].
[17] 参见第500(2)条。
[18] 参见第471(B)条。
[19] 参见第471(B)条。
[20] 参见第471(C)条。
[21] 参见Smith & Judge 诉 DCT &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1979) ACLC 32, 425。
[22] 参见Larkden Pty Ltd 诉 Lloyd Energy Systems Pty Ltd (2011) 285 ALR 207一案第42段;参见Auburn Council诉 Austin Australia Pty Ltd (2004) 22 ACLC 766一案。注意:为第440D条之目的,仲裁机构也可被认定为法院,这将取决于法院的一系列考量,包括对特定仲裁机构的章程和功能的考量。
[23] 参见Auburn Council诉 Austin Australia Pty Ltd (2004) 22 ACLC 766一案第28段;参见Larkden Pty Ltd诉 Lloyd Energy Systems Pty Ltd (2011) 285 ALR 207一案第42段;参见In the matter of THO Services Limited [2016] NSWSC 509一案第18段。
[24] 参见Doran Constructions Pty Ltd (in liq)诉 Beresfield Aluminium Pty Ltd (2002) 54 NSWLR 146 (Santow JA at [4] – [7], [13] but see Ipp AJA一案第89段至第92段。
[25] 参见Re Vassal Pty Ltd [1983] 2 Qd R 769一案;参见Mowbray College诉 Exhib Design & Construction Pty Ltd (in liq) (1986) 5 ACLC 478一案。
[26] 参见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oration 诉 Ballabil Pty Ltd (1986) 4 ACLC 639一案。
[27] 参见国内仲裁裁决执行相关的国家统一法规,如2011年《商业仲裁法案》第35章,与外国仲裁裁决执行相关的条款参见1974年《国际仲裁法案》的第8章。
[28] 参见Larkden Pty Ltd 诉Lloyd Energy Systems Pty Ltd (2011) 285 ALR 207案第44段。
[29] 参见Eopply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诉EP Solar Pty Ltd [2013] FCA 356第23(b)段。
[30] 参见Eopply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诉EP Solar Pty Ltd [2013] FCA 356第22(b)段。
[31] 请参见第5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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