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9

法院的再度兴起?

作者:Daisy Mallet;关峰; Holly Blackwell


仲裁作为法院诉讼外的一种民间争议解决方式出现,具有当事人意思自治、保密、灵活、中立和终局性等特点,对当事人极具吸引力。联合国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规定降低了仲裁裁决的执行难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仲裁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备受当事人青睐的地位。但仲裁颇具吸引力的部分特点近年来受到仔细审视,明显的不足之处体现在效率低、程序规则适用不规范、证据开示拖延、费用高、程序时间长和缺乏透明度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仲裁机构不断进行创新。而各国法院和国际组织同样也在尝试创新型审判工作,涌现出许多新动态,包括结合诉讼的优势和仲裁颇受当事人青睐的特点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和国家专门法院,标志着各国和国际性法院作为可行的国际争议解决方式可能复兴。随着《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2015年公约》”)的生效和外国法院判决的执行在国家层面放宽,各国也在积极改善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工作。《海牙相互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公约》新草案有望明年出台。

本文介绍了各国法院对国际争议当事人更具吸引力的部分动态,并将之与国际仲裁的某些重要优势进行比较。

专门商事法庭的涌现

过去15年,为满足跨境商业交易当事人的需求,国际专门法庭应运而生,包括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卡塔尔国际法庭与争议解决中心、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和最近设立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中国国际商业法庭”)。其中多个法庭借鉴了早在1895年就设立的成熟的英国商事法庭制度。

为了实现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性金融中心的目标,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商事法庭分别设立于2004年、2009年和2015年,以建立中立、透明和完善的法律与争议解决制度,吸引外商投资。同时,这些法庭都属于普通法系英语法庭,设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队伍国际化。多数法庭对与其各自所在金融中心有某种联系的民商案件具有管辖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权,受理虽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没有联系但当事人书面协议由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管辖的案件。

2015年,为了提升新加坡作为领先的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新加坡率先设立了亚洲第一个国际商事法庭。新加坡还雄心勃勃地要携手其他国际商事法庭,建立实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商事法律和实务相结合的国际商事法律。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一样,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受理当事人书面协议约定由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管辖的国际商事性质案件,不论是否与新加坡有联系。[1]此外,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还受理新加坡高等法院移送的案件。

同时,国际商事法庭也在欧洲兴起,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商事法庭均处于设立或筹备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英国脱欧,欧盟各国法院有望审理原本由英国法院和国际仲裁机构审理的国际争议,因而欧洲各国商事法庭应势而设。

最近,在2018年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负责审理国际商事案件,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争议提供有效的司法解决机制。由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案件要求必须与中国有司法连接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下列案件:当事人依照中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约合4400万美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7月1日生效)第14条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或者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际商事案件。

除了新设国际商事法庭的兴起,各国专门法院和现有法院系统的专家名录同样呈现增长之势。在中国,这点从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可见一斑;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制定了全面的一系列专家名录,确保复杂的商事争议由具备建筑、造船、金融、证券与银行、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等特定领域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负责审理。

执行难度降低


执行难度低是仲裁的一个突出优势。《纽约公约》提供了一个在近160个缔约国全球性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无可匹及的框架。

目前,不存在全球性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类似条约。1971年《海牙民商事案件承认及执行外国判决公约》(“1971年公约》”)只有塞浦路斯、荷兰和葡萄牙三个国家批准,未能复制《纽约公约》的成功。虽然《2015年公约》规定了法院判决的互相承认和执行,但判决必须是根据指定特定国家法院专属管辖的协议作出的,而且公约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目前有31个签约国,包括新加坡、墨西哥、黑山和27个欧盟成员国。美国、中国和乌克兰均签署了该公约,但却尚未批准。[2]由于尚待批准,《2015年公约》对这些国家不具有约束力。[3]因此,虽然几经努力,但还是未能建立与仲裁裁决根据《纽约公约》可以在全球范围予以承认和执行一样的法院判决的可预测执行制度。

在缺乏全球性执行制度的情况下,外国法院判决可以根据区域性执行制度予以执行。根据《布鲁塞尔条例》(重订本)(欧盟第1215/2012号条例)的规定,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框架。《布鲁塞尔条例》第36条和第39条规定,除几种抗辩可能阻碍执行外,成员国作出的判决在其他成员国无须经特殊程序或可予执行宣告,就可予以承认和执行。同样,阿联酋和卡塔尔(均非《2015年公约》的缔约方)之间的1983年《利雅得阿拉伯司法合作协定》确立了承认和执行其他签约方法院判决的框架。

最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持续推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公约》的起草工作。该公约草案较《2015年公约》更加广泛,不要求依据专属管辖协议作出判决作为执行的先决条件。目前,该公约已发布数份草案,最终版本预计在2019年的某个时间出于外交因素出台。

在没有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条约的情况下,当事人必须诉诸国内法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这可能显著降低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除欧盟和中东等区域性制度外,相互承认和执行条约并非广泛存在。例如,中国签署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条约不到40份。中国内地与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有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安排,但仅适用于依据专属管辖协议条款作出的判决。同样,中国大陆也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判决的指导性司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2015年7月1日))。中国与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主要贸易国之间没有司法协助条约。

但最近几年,中国法院表现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意愿。2016年,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承认和执行了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份民事判决。去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法院承认和执行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份民事判决。在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条约的情况下,这两个案件都是按照对等原则准予承认和执行的。虽然这种发展令人鼓舞,但商事争议当事人无法像预测仲裁裁决的执行那样提前确定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

国际争议当事人的适应性增强


保密性是仲裁的特点,如今国际商事法庭也在积极实现这点。在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开展的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中,87%的受访者提到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非常重要,是仲裁与国家法院诉讼的显著不同特征。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审判程序通常公开进行,但当事人有权申请程序和判决保密。[4]在决定是否发布保密令时,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会考虑是否属于境外案件和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作出保密令的协议。鉴于国际仲裁领域要求提高透明度,跨境诉讼的这种发展值得关注,并且其他国际法庭并没有要求同等的透明度。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一般要求公开审理,但如果出现特定因素,包括公开审理可能有损审理的宗旨,涉及保密信息并且公开审理可能损害保密信息的保密性,法庭认为出于司法公正有必要不公开审理,允许不公开审理。[5]

此外,广受当事人批评的问题,即,法官可能对国际争议某方当事人有偏见或者缺乏正确审理案件的专业技术知识,也得到了解决。如前所述,目前许多国家法院系统拥有专家名录,确保高度复杂的案件由具备特定专业知识的法官审理。此外,许多国际商事法庭有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国际声誉的法官专家组,能够与当地杰出法官一起主持案件审理工作。虽然中国现行法律不允许外国法官在国内审理案件,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队伍由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顶级法官组成。而且,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还设有专家委员会,由享有较高声誉的国际仲裁和诉讼从业人员组成,能够针对外国法律问题提供专业意见,并担任法院案件的调解员。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均允许指定外国法官。自成立以来,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曾指定的法官来自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英格兰、香港和日本。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但曾指定的法官均来自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普通法系国家。

最后,法院有权追加第三人,而仲裁仅在某些情形下允许追加。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有权追加诉讼第三人,即使第三人并不是书面管辖协议的当事人,并且不同意被追加为当事人。

结论


最近,为了提升国际争议解决能力,各国法院开展了多项活动。尽管各国和国际层面都努力使国际争议诉讼更具吸引力,但仍无法与国际仲裁的执行、保密性和中立性等主要独特优势相提并论。

对于许多商事争议当事人而言,仲裁的关键特征是执行。目前,没有公约可以与《纽约公约》可以在全球范围提供可预测性执行的能力相媲美。新的公约是否能够吸引多数国家的注意使其批准新公约,填补这项空白,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



[1]1969年最高法院法令第18F条(新加坡)

[2]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状态表——37:2005年6月30日《选择法院协议公约》’(2018年7月1日)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98。

[3]这些国家何时会批准并不明朗。美国于2009年签署公约;中国于2017年签署。

[4]《法庭规则》(新加坡,第322章,2014年修订版)第110号令第30条。

[5]2014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规则第3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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