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改增”的法律体系下，有一个概念的理解困扰了很多人，这个概念就是“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原本在财税〔2016〕140号文[1]出台对此进行解释后稍有缓和的征税纠葛，随着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最近又开始增加，本文从“保本收益”征税的制度逻辑出发，尝试对“保本收益”进行界定，并探究相关征税纠葛产生的根源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问题一：为什么增值税项下有“保本收益”的概念
从法律的角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是运用系统解释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一项制度出台的目的有明确认知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解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
在“营改增”之前，贷款或者说借款的利息就已经是营业税的应税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营业税规则显然是对资金使用权转移的对价给出了一个应当征税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也自然地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延续了下来。
然而在营业税时代，资金的使用权对价是利息，也通常约定为“利息”的名义，所以对利息征收营业税并不存在解读的困难。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虽然已经出现了部分交易有着融资的事实却不叫借款，相应的回报并不缴纳营业税的现象，但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到了“营改增”的时候，立法者已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或者说立法者在此之前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只是在“营改增”的时候决心用一个更大的概念将这些特殊的交易安排纳入到增值税的征管体系里。这个事实就是，越来越多名字不叫借贷的交易，本质上就是借贷行为。而根据税收中性和实质课税原则，如果两个交易都具备借贷的经济实质，那么交易的对价就应该都需要缴纳增值税，而不能只是观察合同的形式，否则就会偏离税收的中性要求。因此，要在纷繁复杂且发展迅速的金融活动中，实现税收的公平和中性，就需要对本质上是借贷行为（或者叫做“债权性投资”）交易中的资金使用权对价，征收利息相关的增值税，这就是“保本收益”这四个字的由来。换句话说，“保本收益”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税收立法者希望通过归纳债权性投资的共性，从而实现对于非标债权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的目的。
事实上，从利息收入征收营业税，到售后回购视为融资行为进行流转税处理，再到融资租赁中的利息处理，税法一直在跟随着不断发展的金融活动交易形式发展自身的规则，然而，如果不能从纷繁复杂金融活动中抽象出一个更高的概念，那么税收征管体系就会出现明显的漏洞。比如在营业税时代，当规则本身尚不明确的时候，企业间的融资交易是可能可以通过售后回购约定价格的方式来规避利息相关的营业税，毕竟货物交易产生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而当时的利息营业税由于无法抵扣显然就是实际成本。
了解了“保本收益”征税规则的立法由来，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保本收益”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议：站在税务机关的角度，做出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为了防止改变交易形式规避利息增值税的行为；而站在纳税人的角度，这样一种解释，特别是如果是扩大的解释，则毫无疑问会大大影响交易的成本。
问题二：如何理解“保本收益”
讨论了为什么的逻辑后，我们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的问题。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判断，“保本收益”在增值税规则中的意图仅仅在于明确债权性投资的范围，也就是说权益性投资应该是排除在外的，这其中可能引发争议的主要有两个：
1. 对于兼具权益和债权性投资属性的混合投资该如何认定；
2. 认定的基础是基于单一的合同关系还是一系列的合同关系及交易整体。
我们先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A投资了一家目标公司B，双方约定如果B在5年内不能实现首发上市，则需要按A投资金额加上年化8%的回报回购A持有的股权，问题就是B回购A的股权需要不需要对回报收益缴纳增值税。答案显然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样一个投资，虽然从结果看来，像是一个“保本收益”的安排，但是显然这是一个权益性投资，本质上并不属于“保本收益”。说的简单一点，一个真正的债权性投资本身的收益肯定是相对稳定的，利率也许可以分层，但是显然不可能和权益性投资拥有同样的收益向上空间（upside），也因此，结合法律条件和商业意图，其实是可以对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进行区别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案例总结，不难看出，其实“保本收益”的概念只是对区分债权性投资的一个总结，而真正的判断必须综合1）合同条款；2）风险分配；3）管理机制来进行，一定程度上与混合投资的性质判定有异曲同工之处。另一方面，对于是否应当征收增值税的判断往往也要与企业的所得税处理和会计处理相结合来进行（对基金管理人业绩报酬Carry的税务处理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从这个判断的角度，仅依据财税〔2016〕140号文把判定是否为“保本收益”限制在一个直接的合同里进而根据文字表述判断就很难实现了，即使将此认定为反避税考量，但这样仅对形式的关注可能并不符合反避税的初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交易的整体进行分析和判断是必须的。尽管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也认为从税法本身谦抑的角度，必须在合同中有明确的“保”才能考虑适用增值税的相关规则。但是，债权性投资的“保”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保证”，更多的是优先受偿和本金保障机制的考虑。因为债权也不是一定都能收回的，所以看结果本身就是一个误导性的方法。也因为是这样，实践中，真正突破文字中“保本”的规定，通过对交易实质认定来要求缴纳增值税的税务机关本身还是少的。
问题三：真正的争议根源在哪儿
前述讨论的两个问题，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三点：1）“保本”出自对债权性投资判断的需求，具备合理性；2）本质上如何认定债权性投资可能存在争议；3）无法推导出仅以一个合同来进行保本性质认定的合理性，但是多个合同的组合判断在实践中困难重重。然而上面这些问题似乎也不能把这样的争议推到一个如此的高度。那么，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争议根源在于债权性投资中基于法律和商业的嵌套需求与利息相关增值税不能进行抵扣极易产生重复征税的矛盾。
既然说以“保本”来作为一个标准进行利息增值税判断不够科学但也有合理性，那么假设这个规则不能改变，行业受到的最大影响是什么？那就是在资产支持计划（ABS）或者其他投资中，如果分层判断收益并分别征收增值税，又不能抵扣，由此重复征税而产生的巨大税收成本。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增值税制度下利息增值税不能抵扣也不能差额计税。
这个问题的逻辑又在哪？事实上利息增值税不能抵扣的逻辑，首先来自于营业税下没有抵扣机制，而如果提供抵扣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减少相应的税收收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西方金融危机下带出的金融交易税，即为了防止金融交易空转，在“车轮里掺沙子”，用金融交易税来提供金融体内交易成本。然而，在金融业务针对实体经济有较大的议价能力时，所有的交易税都可能变成实体经济的成本。
基于这样的考虑，要解决ABS的问题，更为合理的考虑可能是回到利息增值税的计算，允许差额计算利息增值税，或者在满足条件（比如在两道环节内进入实体经济，类似于两票制）的情况下，允许利息增值税抵扣，可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跟随着二十大的脚步和思路，未来十年，税收的法治化值得期待。如同整个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一样，在这个必经之途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仍然是顶层设计的问题，当制度设计更为成熟、平衡和精细化，才会有更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和合理的税收成本。毕竟税收和财政都是专业而复杂系统的组成，尊重市场规则来制定法律和政策是最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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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一、《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五）项第1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